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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7年，福建副省长贺敏学被抓，毛主席得知情况后非常惊讶，因为贺敏学不仅是贺子珍的哥哥，还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重要功臣！
1967年的春天，福州的空气带着海边特有的湿咸味。就在这样的日子里，福建副省长贺敏学被人带走了。那时传出来的说法五花八门，有人压低嗓子说是政治风波卷进来了，有人摇着头说“怕是凶多吉少”。可没过多久，北京也有了风声——毛主席听说这件事时很意外，甚至用了“没想到”三个字。毕竟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干部，他是贺子珍的哥哥，更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老资格功臣。
说到贺敏学，还得往前翻几十年的旧账。1904年，他出生在江西永新，乡间的房子用青瓦盖着，雨下大了，瓦缝里渗水，屋里就会带着泥土的气息。他从小机灵，爱钻书本，十六岁那年进了吉安的阳明中学。那时的江西正是个火药桶，思想在校园里流窜得比风还快。年轻的贺敏学就在这样的空气里，听到了“革命”两个字，并且认了它做一生的信仰。
之后的故事，和许多那个时代的青年一样——投入农民运动，和乡亲们组自卫军，担任副总指挥，肩上扛的枪还是土造的。1927年“四一二”之后，他被捕入狱。那是个闷热的牢房，木门上生了锈，铁锁一碰就发出尖锐的响声。几个月后，永新一带的百姓起义，把牢房撬开了，贺敏学又回到了队伍里。
再后来，农民军被逼得退入井冈山。山上湿气重，夜里点的篝火一半是为了取暖，一半是为了驱那股阴冷。就在这里，他听说毛泽东率秋收起义的队伍到了三湾村，贺敏学像赶集一样，带着人急急赶去。两人一见之下，话投机得很。毛泽东让他进军官教导队学军事，短短相处的日子里，贺敏学看准了，这个人有本事带革命走下去。
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后，他成了核心骨干之一。打仗时他习惯眯着眼看地形，手上不紧不慢地转着一支铅笔；遇到硬仗，他说话总是低声吩咐，听的人反而心里踏实。他带队打退过多次围剿，下山参加反“围剿”战，后来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。抗战、解放战争里，他的功劳不小，毛泽东在北京曾当面夸过他“有三个第一”——武装暴动第一、上井冈第一、渡长江第一。这是史料可查的，留在档案里的。
建国后，他被任命为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司令，带人接手了伤痕累累的上海。那时候的上海，江边码头破败不堪，街口的电线杆还挂着战时的残布。他带队修路、建防空设施，后来又调去福建任副省长，跟着叶飞做基建，跑过福州、厦门、三明。办公室的窗子常年开着，桌上放着福建产的铁观音，他习惯一边批文件一边用茶匙搅两下。
1967年的那次被带走，具体的过程，档案里没有细描，只有家人回忆和几封来往信件。贺敏学的妻子李立英在北京的外甥女李敏那里求援，这才惊动了毛泽东。毛泽东对身边人说，他舅舅当年在“富田事变”时替自己坐过牢，还托人送过纸条。家里人找到一封毛泽东早年写给贺子珍和他们夫妻的信，拿去作了证明，这才让人松了口。坊间流传，当时的释放里有毛泽东的关照，也有周总理的斡旋。
重获自由后的贺敏学，身体瘦了不少，但精神还硬。他一直想重新工作，写信给周恩来说明情况，不久便被安排回福建的岗位。晚年，他当选为人大代表，还会到基层去调研，鞋底沾着泥回来。那时的他，身上还留着战争年代没取出的子弹，遇到阴雨天会隐隐作痛。他的积蓄大多捐给了家乡，家里剩下的，除了两套旧咔叽布外套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。
1988年四月，贺敏学在病床上安静离世，八十四岁。葬礼那天，天色阴沉，风从闽江上吹来，带着一点海腥味。有人说，这一生真是波澜起伏，也有人感叹，他走得清清白白，像井冈山的那片云。至于1967年那段风波中，有多少是必然，有多少是偶然，史料未必能给出全部答案。照片里的他，还是那副微微眯着眼的神情，像是在看一场未完的战事。
